【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李珍】与微信功能相似的社交软件LINE在日本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在一些人的“恶意”下,该软件却成为欺凌弱小的工具。日本《朝日新闻》23日报道称,关东地区的一位母亲就曾致电日本全国网络顾问协议会理事长安川雅史讲述自己女儿因受到社交网络欺凌而企图自杀的故事。

必发88 1网上欺凌,给家长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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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母亲称,其就读于初一的女儿入学后加入全班20名女生的LINE群组,但却频繁遭遇“已读不回”。所谓“已读不回”是指该女生所发送的信息,都会显示“已读”但却没有任何人回复。此后,其他人又开设了一个“秘密群组”,并在群内肆意发送偷拍的该女生照片,同时附上“真恶心”“去死”等评论。新群内的学生还半开玩笑地将这些偷拍照及评论发给她看,让其痛不欲生。日本儿童网络风险教育研究会代表大谷良光认为,发生在LINE的纠纷,要特别引起注意。因为“已读”功能会成为欺凌及吵架的导火索,而中伤性质的图片也有被转发扩散的可能。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虚拟网络世界逐渐取代校园,成为一些孩子欺凌同龄人的场地。有些孩子专门利用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在虚拟空间里对看不顺眼的人进行攻击,他们被称之为“网霸”。“网霸”们可能会在网站或者论坛上公布其攻击对象的个人资料,也有可能会以对方的名义发布一些会让其名誉受损的内容,还有些“网霸”会给对方发送威胁或骚扰邮件、短信,也有的会四处散布谣言使对方成为别人围攻的对象。

图片发至联盟者工作室

报道称,不仅是LINE,日本其他社交网络也都存在类似的“秘密群组”网页,群组的名字也很骇人,例如“杀死某某的网站”。使用搜索引擎并输入自己的名字就可以找到这些网站,还能看到写着“笨蛋”二字的本人头像。学生们会反复翻看这些匿名写下的恶意文字,猜测始作俑者是谁,进而将自己逼到绝境。更糟糕的是,即使转校和搬家,那些伤害自己的言论或图像也不会从网络上消失。

网上欺凌愈演愈烈

日前在台湾,被网友长时间刻意抹黑的年轻女艺人杨又颖不堪网络上流言蜚语的攻击,选择了自杀。“网络欺凌”这种新型暴力又多添了一位受害者。

其实,社交网络欺凌在日本早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据日本J-cast网站公布的数据,2006年至2015年,因社交网络上的恶言恶语以及被排挤孤立而自杀的人数占日本总自杀人数的33%,且逐年呈上升趋势。受此影响,2016年LINE公司曾面向学校开展1500次以上的演讲及课程,告诫学生要发送没有恶意的信息,也不要让阅读信息的人心生厌烦。

对于玛丽的儿子D.C。来说,九年级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新学校、新同学。可是D.C。却变得越来越孤僻。玛丽一次次问,最后才得知实情:“同学都说我在社交网站上说他们的坏话。其实我根本都没有社交网站,可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玛丽只好登录该社交网站去寻找答案。在那里,她发现了儿子的页面:他的名字,他边跑边咧嘴笑的照片。显然是有人伪造了他的身份,并以他的名义对他人进行攻击。

新通讯技术催生的“网霸”利用网络、手机等设备在虚拟的空间里对看不顺眼的人进行攻击,他们或在网站上公布其攻击对象的个人资料和隐私,或给对方发送威胁或骚扰邮件、短信,或伪装成所要欺凌的对象发布一些令其名誉受损的内容,散布谣言使对方成为别人围攻的对象。除了公众人物,这种暴力还在校园里弥漫,使得孩子成为网络欺凌的主要受害者。毫无疑问,杀人于无形的网络欺凌正在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无论是法律手段还是机构干预都显得滞后和无力,遏制从虚拟世界伸出的暴力之手,还需要更理性的对策以及更全面的共同应对。

(原标题:日本未成年人网络欺凌肆虐!初中生遭社交软件欺凌企图自杀)

实际上,网上欺凌的现象在青少年中间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网上欺凌问题专家帕里·阿夫塔布去年早些时候在新泽西州一所中学对七年级的学生演讲时,曾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150名学生当中竟有68人遭遇过网上欺凌,而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和短信都成了网上欺凌的途径。由于在互联网可以匿名,“网霸”不用担心被对方轻易识破。

棍棒伤身 言语夺命

 

与传统的校园欺凌相比,网络欺凌造成的心理伤害可能更大。“网霸”所使用的攻击性语言往往比现实生活中更让人难以招架。在加州一名十几岁男孩的社交网站页面上,有人说他9岁的妹妹是一个“肥婊子”。在纽约一名13岁女孩子的页面上,有评论称她的照片“太丑了”,丑得让人呕吐。而在前面提及的、以D.C。名义注册的页面上,D.C。在不停地奚落其他同学:“至少我不对着镜子拍照片,看起来就像一个同性恋侏儒”,“你闻起来真奇怪。”在学校里,同学质问D.C。为什么在社交网站上攻击他们。D.C。每天都一个人吃午饭,经常以生病为理由拒绝上学。

杨又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网络欺凌”的受害者。由虚拟世界伸出的暴力之手已经终结了许许多多年轻的生命。据最新调查,每10个网民中,有4个曾遭受过网络欺凌,有7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目睹过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有人身威胁、人肉搜索与跟踪、性骚扰等。18-24岁的女性中有26%表示遭受过人肉搜索和追踪,25%的女性表示自己在网上遭受过性骚扰。而施恶者实施这些恶行的场地,主要是社交网络和移动APP上。除了造成一些人自杀身亡的事件,“网络欺凌”还使一些人的工作和生活遭遇了严重困扰。在推特上曾兴起过旨在保护游戏玩家身份的Gamegater运动,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后期却演变出许多玩家暴力和性别歧视的行为,转而成为对游戏媒体工作者、开发者的恶意攻击,而这些受害者大多数为女性。在这场运动中,有好几位女性被威胁强奸,她们的邮箱被黑客攻击,往来信件被公开,至少有两名女性在收到了特定的威胁之后被迫搬家、更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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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凌”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瘟疫,它是最卑鄙和阴险的欺凌形式,因为“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传统欺凌受害者还有诸如家庭、朋友圈等避风港和“喘息时间”,而网络欺凌可以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且随处发生,受害者在欺凌者面前几乎是透明的,且信息随时会被传递给任何人,而欺凌者却看不见、摸不着。有超过半数的受害者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那些攻击者是谁。既然有无处不在的受害者,就有无处不在的加害者。“网络欺凌”的暴力之手可以来自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在英国,有57%的熊孩子在网上做过冒险的或者反社会的事,约20%的人表示,他们曾通过网络暴力给其他人施加过压力。

在孩子遭遇网上欺凌之后,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向学校求救,可是网络世界早已超出了学校管理的范畴,爱莫能助。当儿子D.C。遭遇冒名的烦恼之后,玛丽一开始也是去找学校,最后只好选择让警察介入。警方先是让该网站交出伪造个人资料的电脑地址,再命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这台电脑户主的居住地址。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案情终于水落石出,罪魁祸首就是D.C。幼儿园时的同学。

漫长而低效的“公道”

与繁琐的法律程序相比,更多的人愿意与“网霸”的父母直接交涉,私下解决问题。克里斯汀的女儿还在上六年级,一名男同学通过电子邮件向她发来了一个色情网站的链接。克里斯汀直接给这位男孩的妈妈去了电话:“我叫她让她的儿子以后别这样做了。她对我道了歉,她儿子后来还给我们写了致歉信。”

“网络欺凌”可谓杀人于无形,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各国政府、法律界人士和教育工作者等早就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种种应对之策。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相继开通了专门的网络热线,鼓励举报与网络欺凌有关的信息,一些国家政府专门成立了“儿童网络保护特别小组”,向受欺凌的青少年和家长提供建议和帮助。然而这些举措在网络暴力面前却显得无力而苍白。

但是,这种父母对父母的交涉有时候未必能解决问题。格里的女儿麦克拉今年14岁,在学校参加了滑雪队。滑雪队的一名男孩给她发了一条带有淫秽和威胁内容的短信,指责她曾向他女朋友告密,指他偷偷与别人约会,并誓言要毁灭麦克拉的生活。麦克拉其实并没有告发他。格里给男孩的母亲打了电话,男孩受到了没收手机一星期的处罚。谁料这名男孩却在网上散布谣言,说他母亲不允许他参加滑雪队的比赛,一切都是因为麦克拉的告状。要知道,这男孩是滑雪队的大明星,没有他参加比赛,滑雪队就失去了台柱子。于是,整个滑雪队都开始排斥麦克拉。格里觉得很无奈:“我以为我能帮到我女儿,哪想到事情变得更糟糕。”

加拿大中学生阿曼达在一次体验脱衣视讯的过程中,不慎被网友拍下裸照。时间过了许久,突然有个陌生人发短信给她,要求她继续脱衣视频聊天,不然将在她的脸书好友群中散播她的裸照。她当时没有答应。次年某日,一位警察登门拜访,并告知她“她的裸照被散布在网络上”。她得知此事后十分焦虑。之后,她担心的事发生了,许多朋友开始疏离她、耻笑她。甚至有人用她的裸照部分剪影作为脸书大头照来羞辱她。她尝试过以搬家、饮酒,甚至吸毒等各种手段来逃避被欺侮的痛苦。2012年,阿曼达拍摄了一段“以字卡代替语言”的影片讲述了这段故事,在上传到YouTube之后便选择了自杀,卒年16岁。

孩子欺负别人怎么办

阿曼达并非没有“遇到欺凌要大声说出来”,她早就寻求过学校、社会和家长帮助。她的父母知道她被欺凌,积极帮助她应对;她的学校也知道此事,她的转学就是学校干预的结果;警方知道她的裸照被散布,还专门登门通知了阿曼达一家;她的妈妈是学区的技术辅导专家,熟悉学校、电脑和网络,也熟知网络各种潜在风险,却救不了自己的女儿;阿曼达本人曾在自杀前一个多月上传长达9分钟的YouTube视频,勇敢叙述自己被欺凌的故事,希望得到帮助……

帮孩子讨公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在网上欺负别人,也绝对是一件尴尬的事情,至少说明你的家教出现了问题。

这件事给了整个社会、教育和警政系统一记响亮耳光,以前的种种说法,如“遇到网络欺凌要大声说出来,老师、家长和专业人士会保护你们”是欺人之谈。阿曼达自杀后,加拿大皇家骑警宣布,已动员20到25名全职人员调查此案。尽管警方发言人收到来自世界各地400个以上线索,但迄今并无实质性突破。很显然,如此低下的应对效率,令网络欺凌成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施暴行为,而保护受害者、追究施暴者责任则变得困难且代价高昂。

朱迪不久前刚刚痛失丈夫,还在上中学的女儿也不省心。她的女儿和另外两个人在社交网站上创建了另外一个女同学的网页,并称对方是“妓女”,还发布了一些不雅的图片。女儿本来是一名长相甜美、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的学生,这让朱迪很困惑。为了让女儿知道自己错了,朱迪不准女儿用电脑、看电视和玩手机。可是女儿根本不买账,也不和她说话,成绩也逐渐下降。通过反思,朱迪意识到女儿承受了太大的家庭压力:疾病和死亡,经济上的担忧。女儿做这样的事情,与面临的家庭压力有很大关系。

“网络欺凌”粗暴而高效的伤害方式几乎天然地躲避了常规的监管和遏制。这种行为主要对青少年造成心理创伤,尽管这种心理上的痛苦有时甚至会超过现实生活中的欺凌,但监护人却不易发觉问题所在。比如几个印度的“网络欺凌”者曾设置了一个题为“票选本校十大最丑女生”的在线调查,嘲笑、羞辱同学。“当选”的一位女生伤心欲绝,萌生辍学之意,老师和家长却无从及时得知具体原因。如今青少年越来越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不愿和家长交流,而家长和学校也把“不干涉青少年私人空间”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这导致许多网络欺凌事件直到后果很严重时才被发现。此外,许多美国学校建议制定遏制“网络欺凌”行为的尊重条款或荣誉规范,被某些人指为有侵犯言论自由之嫌。在言论自由的争议之下,很多针对网络欺凌的法令不易得到通过。

与事情发生后被动应对相比,很多父母更愿意防患于未然。在网络欺凌越来越多的同时,家长可以借助的软件也越来越多。家长可以封锁某些网站,当孩子试图登录此类网站时会得到通知。他们还可以监控手机:一个名为“手机间谍”的程序便宣称可以让家长看到所有文字信息和通话记录,并根据GPS跟踪孩子所处的位置,而不让孩子知道。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孩子的手机被视作“父母的工具”。大约三分之二的人称,他们检查了孩子的手机短信。几乎有一半的人说,他们使用手机来跟踪孩子的行踪。

在孩子遭遇网上欺凌之后,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向学校求救,可是网络世界早已超出了学校管理的范畴,爱莫能助。美国一名普通的母亲玛丽就经历了漫长而艰难地为儿子讨公道的历程。当玛丽的儿子遭遇在网络上被冒名的烦恼之后,玛丽一开始也是去找学校,最后只好选择让警察介入。警方先是让网站交出伪造个人资料的电脑IP地址,再命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这台电脑户主的居住地址。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案情终于水落石出,原来罪魁祸首是儿子幼儿园时的同学。

可是,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他知道你在监视他。这样的话,父母与孩子间的互信便很难建立。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在孩子看来,父母检查他们的在线通信被看作是“控制,入侵和无能的表现”。

“网络欺凌”主要以电子邮件、个人主页留言、即时信息、数码照片和电话等形式发生和传播,这一特点十分不利于有关方面对其进行控制和打击。

游离于立法与监管之外

正如现有技术手段无法解决黑客攻击一样,各国都很难对那些在网络上匿名进行侮辱和谩骂的人做出定位,更别提把这些人揪出来了。但网络欺凌问题有泛滥之势,呼吁将此问题纳入法律体系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加拿大政府正在加快修订刑法,希望就“网络欺凌”这一罪行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澳大利亚反欺凌中心主席也呼吁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为打击“网络欺凌”行为提供依据,指导学校正确应对、处理这种不良现象。

欧盟一直以来对网络安全问题非常重视,各成员国设立网络举报中心,以便公众举报网上非法及有害的内容和行为;鼓励未成年人采取自我管理措施等等。去年,欧盟委员会重拳出击,与全球17家知名网络服务提供商共同签署了《保证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协议》,以协议的形式明确了服务商对未成年群体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并对用户的安全权限做了设置。

为监控“网络欺凌”,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开通了网络热线,鼓励举报涉及儿童色情、种族仇恨和其他非法内容的网址,并为儿童、家长和老师提供网络帮助。同时,英国政府还出版了一本应对“网络欺凌”的指导书,详细列出学校、家长和学生为预防及应对“网络欺凌”可以采取的一些必要措施,如要求家长及孩子掌握安全的网络技术,青少年在网络聊天室不要泄露自己的私人信息、不能上传自己的照片等。

在日本,一些学校和家长通过在手机和电脑上安装特殊的电子邮件过滤软件,阻挡来自可疑服务器和IP地址的信息,保护孩子不受骚扰。

在立法与监管之外,网络欺凌行为中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复杂性。虽然不能将网络欺凌行为完全归咎于互联网,但社交媒体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中存在的刻薄、极端、攻击行为。使用社交网络的人通常只与和自己想法或意见差不多的人交往。因此,固有成见、偏见将在网络中得以加深。但在总结网络欺凌引起的自杀事件时,大众习惯于简化悲剧事件的原因,将过错归咎于数字时代的弊端。其实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数字时代,而是我们在使用数字技术时所产生的固有的行为弊端。被媒体塑造成“恶人”的青少年,极易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新一轮网络欺凌的受害者。“非黑即白”的叙述不能帮助人们找到答案,深入地挖掘正反两方面的心理动机才能更好地追根溯源。社交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的互动行为的关键在于探寻“隐私”与“公共”对当今青少年来说有怎样的意义;“隐私”并不是“公共”的对立面。社交网站设置专门的信息提醒系统,提醒青少年注意自己分享信息的对象是谁,可能会对遏制网络欺凌行为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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